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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阳古道茶香远,鹤峰过客马嘶鸣(0/0)

湘鄂古茶道形成沿革及其对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文章来源: 作者:龚光美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22日 点击数: 次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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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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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试图运用丰富的文献史料和口碑资料,客观论证连接鹤峰、五峰、石门三县“容美峒茶”产地的湘鄂古茶道,就是中、蒙、俄万里茶道的源头、起点。它最早成形于15世纪明朝容美土司的“朝贡之路”,兴盛于清代“改土归流”之后,于清末以红茶为“龙头”的茶叶贸易走向世界。它既是一条通往京津冀的经济大动脉,更是一条土家族、汉族人民共同开拓、极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文明交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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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研究湘鄂古茶道的目的和意义

湘鄂古茶道最早形成于明代容美土司地区。“容美峒茶”从野生到种植,从“方物”“贡茗”到红茶、“宜红茶”的过程,标志着武陵山区溇水流域、清江流域、澧水上游、渫水上游土家族部落采集、渔猎经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古茶道的形成推动了农耕文明向早期资本主义文明的过渡和发展。联通湘鄂边鹤峰、五峰、石门三县的湘鄂古茶道就是中、蒙、俄万里茶道的源头和起点。

我们考察、研究湘鄂古茶道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弄清这种独具特色的茶马贸易的具体路线及其商业成就,还要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视角去考察这条古茶道的起源和它所在区域农业文明扩散、资本主义文明逐渐壮大的人文意义,了解“分散在各地的社群如何建立起相似的生活方式。”(2)了解各族人民如何在茶道这条经济纽带作用下共生共荣、促进地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帮助我们理解和探究湘鄂古茶道在万里茶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特点,以及它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战略中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帮助我们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将古茶道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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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湘鄂古茶道”内涵名称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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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红茶”生产基地之一和粗制加工基地之一的鹤峰,有关运茶路线的情况,向无系统资料可循。只有零星记载散见于史志。自从本县参与“万里茶道”“申遗”项目后,笔者始从业余爱好角度作一些初始而且粗浅的了解。

此前,也曾知道一些关于“茶马古道”的消息,均指活跃于云、贵、川、藏的运茶马帮所走的路线而言。后来又看到资料,证明自江南、中原地区至京师至蒙古,亦有以茶马交易为标志的茶马古道存在。说的就是唐肃宗用江南、川陕的茶换蒙古的马以建立一支可以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抗衡的骑兵队伍,开“茶马交易”之先河。

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强兵方略被宋朝继承下来,而且为确保交易效率,严明茶政,专置榷茶买马司。元代因军队将士自幼习骑射,马亦自产,故而废除了宋代的茶马政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明朝又予恢复。明太祖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要用120斤精制茶换得,若是好坏兼得,平均也要40斤上下的好茶才换一匹。然而,令明太祖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大西南的土司地区,竟也产马!尤其是容美土司地区所产川马,如顾彩所见:“川马皆出司中,骡尤骏绝,上坡阪如平地……”。(3)这种马个头不大,却善走山路,耐力强,也是人民很早养殖的,适于在大山中运输和作战,是一种珍稀难得的良马。

所以,当土司获悉朝廷的茶马政策和需求后,急国家之所急,纷纷赴京“贡马”,每次进京,少则数十匹,多则逾百匹。与此同时“贡方物”,而主打方物就是峒茶,朝廷接收了,就可称“贡茗”。

这样,容美土司(还有其他土司)进京朝贡,既不是以茶换马,也非以马贩茶,而是“茶”“马”皆送。把一条从容美出发、经五峰渔洋关、达宜都、渡长江、过黄河、进京城的古驿道,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而且自江南、鄂西北上的驿道同容美进京的路线基本重合。

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毛爱华先生也称为“茶马古道”,即传统的进行茶马交易的古驿道。他还转引王褒《僮约》一书中的话说,早在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就已经有饮茶、卖茶的事实,而且已经完成从采野生茶向人工种植、再到“产、供、销”的过渡。(4)

2016年10月,梁勇先生在《马克思笔下的中俄万里茶路》一文中也指出“每每说起茶马古道,人们都会想到云南贵州通往西藏和南亚的茶路,其实,茶马古道也走过京津冀,走过定州、霸州,走过张家口草原。在马克思著作中,我们也能听到燕赵茶路上悠远的驼铃。”(5)该文还列举了从汉口、福建两个方向的茶叶沿江、沿海直达上海、天津、北京,穿过蒙古直至俄罗斯恰克图的路线。

西方有位历史学家说,研究历史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要搞清历史事件的真相,二是要研究历史相似中的不同和不同中的相似。我想转用于此,就是要在同是茶马贸易的相似路线中找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特色”的东西。

因此,我尽力从现有的史料中以“湘鄂古茶道”的表述来作为“万里茶道”中这一段既不同于云贵川藏的茶马古道也有别于上述沿海、沿江茶道的称呼。我深信,这条有着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茶马古道”的起点就在容美,即今天的湖北鹤峰、五峰以及湖南石门北部紧邻古容美、麻寮的宜沙、东山峰、金家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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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鄂古茶道始于容美“峒茶”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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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汉语注音为Chá,英语语音为“tea”,与英语“中国”的发音相近,大概欧美人正是因为茶才认识中国的,而茶的土家语是rácē(日阿)泽。

鹤峰,古属容美,秦属江南西道,汉、唐属武陵郡,元属四川,明归湖广。气候属温带亚热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大部分低山河谷适于茶树生长繁殖,而且历史悠久,因为地近川蜀、湖湘、荆楚,农耕技术源起较早。尽管当时多刀耕火种兼渔猎采集。

陸羽的《茶经》中茶的产地已包括鄂西、五鹤地区在内,统称“巴山峡川”,最早为天然生长,“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6)这样大的茶树至少当有数百年树龄,可见天然茶林之古老。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编成的《甄氏族谱?山羊隘沿革纪略》中载:“山羊隘古夷地也……草木畅茂,荒郊旷野……虽山珍海味,龙脑凤髓,未有能右者。”“土民春来采茶,夏则砍畲,秋时取岩蜂黄蜡,冬则入山寻黄莲剥粽……”(7)

山羊隘,即关外走马、铁炉、梅坪一带,这是该地产茶的证明。

茶叶作为贡品的时间主要在明清两朝。就容美而言,最早的记载见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丙申条及四川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子答谷什用等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虎符。诏各赐衣服有差。(《太祖实录》卷七十1308页)其中所述“方物”,即包括“贡茶”。两年后的1374年“诏置容美洞宣抚司及家乡寨、五里白崖、椒山玛瑙等处,水源通塔坪、石梁下洞、五峰石宝寨六长官司。以后的走马千金坪即黄家寨所在地,通塔坪即百顺桥,五里白崖即今天的寻枚,五峰石宝即今之五峰城郊等处,恰都是茶叶产地。”“贡茶”之名由此而来,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四川施州卫隶湖广都司。《太祖实录》卷一四0。此改属四川为属湖广之始。”(8)

明代文化史料亦对容美饮茶历史有着明白反映,如容美诗人鼻祖田九龄(田子寿)作《茶墅》诗:

年时落拓苦飘零,茗闲翻陆羽经。

霞外独尝忘世味,丛中深构避喧亭。

旗枪布处枝枝翠,雀舌含时叶叶青。

万事逡巡谁得料,但逢有酒莫言醒。

诗中的“旗枪”就是茶叶的形象俗称,指采摘鲜茶时带一、两匹叶子的嫩芽,带一匹叶子的叫“一叶一枪”,带两匹叶子的叫:“两叶一枪。”

“雀舌”泛指鲜茶叶嫩芽,状似雀舌,细嫩,制成干茶冲泡后叶形亦似雀舌半沉半浮在杯中的样子。一般是指细茶而言,还有直接将“雀舌”作为茶叶名字的,如唐朝诗人刘禹锡诗中便有“添炉烹雀舌,洒水洗龙须”。

容美人种茶饮茶成为一种习俗,田子寿还专为饮茶修了一间亭子以接待客人和自己饮茶,自命名“茶墅”,作《新构茶墅》一诗:

自构白云居,玄津漱有余。

幽人同月道,樵叟共烟墟。

其中“白云居”道出茶墅修在高山之上,“漱有余”说明他每天都喝得比较多,证明诗人不仅爱喝茶,而且喝茶还很讲究环境和韵味。以后的多位容美诗人如田甘霖、田舜年,描述种茶、采茶、饮茶的诗就更多了,足以证明,容美在明代不仅已经种植制作茶叶,而且已经有了较高品味的茶艺和描写饮茶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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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传说与民歌中的容美茶和采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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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美地区植茶的历史比较早,在地名中,就有不少叫茶园的,还有茶园坡、茶叶湾、茶园堡、茶店子、茶寮河等。中营乡三家台蒙古族村还有个叫神仙茶园的地方,从元代就开始种茶,传说元朝末年,一个蒙古族青年为躲避明军的追杀,逃进鹤峰大山中, 为了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他跋山涉水,苦苦寻找,又饿又累,结果倒在树丛中睡着了。梦中,他见一个老人告诉他,你不用到处找了,就是这个地方好。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一棵枝叶繁茂的老茶树下!他相信这位梦中的老人一定是神仙,于是便按老人的指点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且用老茶树上的种子播种,开辟了茶园,还取名“神仙茶园”。为了隐藏身份,他将自己“波尔济济特”这个姓改成部落的“部”,在这里以种茶为生,繁衍生息。这个故事后来被他的后代写进《部氏族谱》,传承至今。在鹤峰,还有一个更古老的传说:一位名叫茶姑的土家族姑娘,在容美部落遭受天灾、瘟疫的时期,为大家治病消灾,滴血为民而献身,化为白鹤仙女,人民为纪念她,把她献身的地方取名白鹤井,并以井水冲泡留驾司的茶,为民治病,自此,容美人以“留驾司的茶,白鹤井的水”比喻土家人最好的礼遇,最上品的茶水。

反映茶山农民生活的作品成为民间茶文化中最为丰富、生动的部分。既反映了各个时期种茶、采茶、制茶、贩茶的事实,更反映了茶山青年男女“以茶为媒”的爱情生活。这类茶歌也是最受山民喜爱也流传得最久的,非常艺术地反映了湘鄂古茶道上及茶山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

试举数例:

《十月采茶》流行于鹤峰太平一带:

正月采茶是新年,借你银钱点茶园。

二月采茶茶发芽,姊妹双双采细茶。

三月采茶茶叶青,姐在家中绣手中。

四月采茶茶叶黄,姐在家中两头忙。

忙得屋里茶花老,忙得采茶小麦黄。(9)

如此一直唱到十月整地、挖茶蔸。我们可从这首歌中看到采茶的不同季节,还有茶的谚语、茶农的生活。又如鹤峰北佳的《看到娇娇上茶山》:

正月采茶是新年,我要上路看娇娇,看到娇娇上茶山;

三月采茶是清明,我要上路看情人,看到情人上茶岭;

四月采茶是立夏,我要上路看冤家,看到冤家去采茶;

五月采茶是端阳,杀猪宰羊陪小郎,今日在家陪你玩,往后住在茶山上。(10)

这首歌中提到了采茶、卖茶,还有农闲时期住在茶山上挖地、培植茶园的各个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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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峰茅坝《采茶调》:

正月采茶正采茶,挑起担担儿到姐家,一看冤家二采茶。

担担儿挑到槽门口,口喊二姐快赶狗,招呼狗儿咬一口。

红漆交椅拖两把,叫声情哥你坐下,奴到灶屋去烧茶。

奴在厨房打一旋,红漆茶盘没见面。

不吃茶来不吃烟,特向大姐借银钱,借了银钱上茶山。

借什么银钱采什么茶?生意买卖眼前花,不如种田打土疤。

要借银钱要采茶,我和别人讲定哒,男儿不说回头话。

对门有个朱老八,朝朝每日采红茶,穿的裤子打疙瘩。

对门有个朱老九,每日朝朝茶山走,挣的银钱难糊口。

这首对唱的茶歌内容丰富,已经不是单纯的情歌,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烧茶筛茶的细节,还有内心苦衷的表达。反映茶农虽然辛勤劳动,却所得甚少,难以糊口,搞点小生意还要借本钱。嘲笑采红茶的人自己连裤子都没好的穿,感慨自己还“不如种田打土疤”!最后两段唱到因为借钱未成,一对情人还因此闹翻、赌气。

这首民歌昭示人们,无论茶的生意多么红火,普通的底层劳动者也始终摆脱不掉贫穷愁苦的命运,这同我的今天的情况相比,真是两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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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湘鄂古茶道源于明代容美土司的朝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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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美土司实际最早“贡茶”的时间要上溯至明朝初年,元史无载,因为墨施什用于元至大元年(1308年)授任容美洞官、初被招抚时,尚无朝贡记录。至元顺帝授田光宝以容美洞宣抚使时当属羁縻时期,亦无朝贡之说。直到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丙申,才开始有相关记录,如“……四川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子答谷什用等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虎符。诏各赐衣服有差。”(11)

这恐怕是容美洞官真正走上政治舞台,同朝廷建立比较紧密关系的最早时间,最典型的标志,就是由此首开“贡方物”记录。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丙午载:

四川水浕源通塔坪,散毛诸洞长官作乱,命江夏候周德兴移兵讨之,仍命汝南侯梅思祖、都督佥事张诠为之副……蛮人散走……未几,皆平之。

其中水浕源通塔坪洞官属于容美,尚在对立、作乱。

永乐五年(1407)二月丙午,清王朝复设五峰石宝 长官司,赐印章冠带后,容美全境才安定下来。朝贡逐渐转为常态。

以下选录几则明代皇宫档案说明这一时期的朝贡情况:

永乐七年(1409)秋七月己卯,置湖广五峰石宝长官司流官吏目一员。

永乐八年(1410)容美宣抚司宣抚田胜贵等贡方物,皇太子赐之钞币。

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 ……石梁下洞长官司唐朝文来朝,贡马,贺明年正旦,赐钞币有差。

此为容美所属土司贡马之始,也是给皇帝“拜年”之始。

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二月癸酉,石梁下洞长官司吏目王瑜,水浕源通塔坪长官司唐朝文……容美宣抚司经(历)向书荣、椒山玛瑙长官覃万良等,各遣人贡马,贺明年正旦。

在皇家的赏赐中,有钞、彩币、纻丝表里,罗绢、袭衣,鞋袜毡帽、棉布、金织文绮等。此次赏赐品种最多。《实录》中相隔9年的两次不同土司的贡马之行,都有唐朝文的名字,笔者臆测,此人很可能是一位既当土官又善于养马,因而经常带队贡马的“骡客”。

宣德年间是土司们朝京师、贡方物、川马的高潮,“所过府、州、县地方人夫,马骡、粮刍“日不暇给”,且府、州、县地之远近,民之多寡,各有不同,今襄阳、宜城与南阳、新野二县,民庶不过五六百家,而供应如一,江陵县送荆门州,荆门州送宜城县,山路崎岖,各远二百里,视江北一路马驿,其费倍之。时当炎暑,自朝达暮,虽使纵辔疾驰,亦不能及,不得已则止于铺舍,人马疾疲,宿食不便,乞如江北,每六十里设一马驿,令法司遣杂犯绞斩及徒流人,备马递送,量罪轻重,以定限期,俊满即代,如是则民庶有更休之便,政令无稽迟之延。”(12)

这段话记述宣德年间土司贡马及方物上京沿途情况比较详细,不仅谈及相关路线走向,还有记录者的分析、评论,颇有价值。

成化五年(1469)春正月,礼部奏:

容美宣抚司及五峰石宝长官司土官田保富等,遣人进贡方物,秤较不足,盖其所遣之人侵盗,宜停其赏,以赎其罪,仍移交布政司,俾惩其后。从之。(13)

这条记载可证明“贡方物”时,已有相应接受、监管和奖励、惩罚的机制。

洪武时京师在南京,朝贡者皆取道大江水路东下。自永乐始,以北京为京师,川、滇、桂、交趾、湖广的一切行政庶务往还及番夷贡献方物皆取道陆上,大致经过路线如下:

江陵—荆门—宜城—河南新野—南阳—鲁山—临汝—中岳—郑州—渡黄河—新乡—汲县—入河北磁县—赵县—正定—良乡—京师

容美前段路线有二:

①容美—燕子—百顺—五峰—渔洋关—宜都—枝江—江陵(接北路)

②容美—南府—五里—三路口—白果坪—所坪—南北墩—清官渡—宜沙—渔洋关—枝城—枝江—江陵(接北路)

容美的朝贡使土司的遣使了解汉区市场贸易规则,管理经验,货币流通,孕育了初始的对外交流,自此,以茶叶为主要成分的各项贸易开拓了视野,更加开放,促进土司经济的缓慢发展。同时也禀持和接受朝廷的文化影响。促进土司地区的汉化,儒学的传播,极大地促进土司汉地之间的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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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清朝廷的“薄来厚往”促进了茶马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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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容美土司同西南各土司一样,向中央王朝进贡的时间一般每年一次,或春节,或皇帝生日前夕,或上元佳节。所纳贡品,都是本地特产而且必须又是京师稀罕新鲜之物。如容美经常作为贡品的,就有峒茶、麝香、蜂蜜、蜂蜡、中药材,还有峒巾、峒被、虎皮、鹿腊、川马等。其中峒茶因其产量稳定,产品比较轻便,价值高,皇家需求大,且便于包装、运输而被作为主要的“贡茗”,受到朝廷重视。因而增加了民间市场和外贸出口的需求,迅速发展起来。

特别由于明清王朝奉行“薄来厚往”的怀柔政策,对各地土司的进贡都有倍优于贡品价值的“回赐”,大大刺激了土司进贡的积极性,以致后来在司中大量生产、增加搜求,除完成“贡品”需要数量外,还成为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官方贸易,把生意做进京城,甚至沿途贩卖,然后买回土司地区生活用品如食盐、布匹、丝绸及可供土司享用的奢侈品。如此既拉近了同朝廷的关系,又可从中赚钱,还可借“朝贡”名义敛财。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加重了土司对茶农的盘剥,一方面也相应地促进了土司地区的茶叶生产和其它农特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如《容美纪游》所载,“中府(即今之容美镇)明盛时,百货俱集,?肆典铺无不有之” ,“客司中者,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技艺来……”“茶客往来无虚日……”而土司对这些人又特别优待:“官给衣食”,甚至“有岁久不愿去者,即分田受室,愿为之臣,不敢复居客位。”(14)

这样一来,所传“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规矩”早已成为过去,不仅人员往来更趋频密,而且商贸繁荣,茶道纵横,据《容美纪游》记载,自中府至陶庄、神仙茶园的大路可驾“高车?马”,供田甘霖父子回陶庄上坟,虽有诗人夸张的成份,还可以估计当时的路况是比较好的。“容美茶”从皇家饮品的“贡茗”变成洋人欣赏的土家“高品”,通过贯穿中、蒙、俄的万里茶道,走向欧、美国际市场,吸引了万里之遥的英吉利茶商,走进了古容美的传统领地“贡茗”容美茶的原产地鹤峰留驾司,开办了“宝顺合茶庄”。与此同时在石门宜沙,在五峰渔洋关开办了集收购、加工、贩运为一体的红茶茶号,又因红茶的贩运,拓展了昔年容美茶等“方物”进京的茶道。

湾潭,是五峰西部紧邻鹤峰的边镇,土司时期即是容美深溪下洞长官司的管辖之地,离下洞坪15公里。“改土归流”划归长乐县管,设同知衙门和守备、右司把总各一员,一直都是鹤峰通荆宜、江汉的要道驿站,自然也是湘鄂古茶道的重镇之一。石门经鹤峰大崖关三路口至宜都的茶道亦从此经过。当年清代湾潭同知(相当于县丞)钱庆余作《湾潭秋月》一诗,就很生动地描述过湾潭古茶道的热闹情景:“龙洞雷经鱼乍生,鹤峰过客马嘶鸣。兰香槐井闲游地,桂室梅堂相对倾。”既写出了鹤峰“茶客往来无虚日”骡铃叮噹,人喊马嘶的情景,又写出了湾潭衙署、街道、驿站的清雅、品味,诗人在长着一棵槐树的天井屋里悠闲地欣赏花坛上的兰花之后,又在书房、客厅里饮酒喝茶,耳中听到街市上车马喧嚣……而且不加思索,即可断定,又有一帮来自鹤峰的茶客要在湾潭住下了……。望文生义,这无疑就是“改土归流”以后湾潭茶道、驿站的真实写照,亦可当作湘鄂古茶道上一幅《清明上河图》。 印证了“茶客往来无虚日”的事实。

据《鹤峰民族志·民族经济》记载,1876年广商林紫宸到鹤峰的关外走马、三路口、五里坪、南村(南府)、县城、留驾司等地开办茶号“泰和合”、“谦慎安”“宝顺和”“周鹤泰”,开始收购茶叶,改制毛红茶,运往湖南泥市(今壶瓶山镇,古称宜沙),经常德、洞庭湖再运往汉口交付外商出口国外。因茶质优良,被称为“上品”。使鹤峰成为宜红茶的主产区,(另一线自鹤峰经燕子坪、百顺桥、鹿耳庄、湾潭、采花、五峰、渔洋关至宜都,另有专论,此处略),与此同时,五峰大面、采花等地也成为宜红的主产区。清光绪年间,有美国茶师到鹤五考察,充分肯定鹤、五两县地质、气候优越,最宜种茶,从而使两县及石门在内成为“红茶”的原料生产基地。

由于泥市原称宜沙(见顾彩《容美纪游·宜沙别墅》),加上宜都,两地皆有“宜”字,同一批茶商,在两地加工制作,然后又同时分为两路,分别运往汉口,所以统称“宜红”,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自宜沙去汉口可经渔洋关(古称渔洋隘,见《容美纪游》),也是自土司时期就常走的路线。

故此,笔者认为,湘鄂古茶道的路线起点就是鹤峰县城,巴子山、留驾司、槽门寨子,五峰湾潭、大面、采花、石门宜沙、金家河等地。如果从中蒙俄三国之万里茶道总线路考查,五峰、鹤峰、石门三县既是“宜红茶”的主产地,也是万里茶道的终端起始点,当是毫无疑问的。

白果坪人刘志善,自解放前就受雇于泥市茶厂,先当学徒,后当师傅,一直工作到60年代退休,70年代病逝于白果,老人生前有一些关于宜沙茶厂的历史回忆,就称现在三路口龚氏的进山始祖龚经玉,湖南临澧人,就曾经受雇于湖南茶商,经常往返于石门、鹤峰、宜都之间。1795年在三路口结识当地土著女徐氏,相爱并娶至临澧,1803年龚经玉因病早逝,徐氏携二子回三路口落户,死后葬三路口接龙桥,有碑记。临澧《龚氏族谱》1836年续修版还把三路口误记为“石门三渡口”!由此推想,很可能当时沿这条古茶道上的湖南人很多,以至造成错觉,似乎这个小镇还属湖南境内。我记述此事,是藉此证明,早在林紫宸到三路口茶号以前80多年亦即“改土归流”后几十年之间,鹤峰关内外的茶道早就存生,而且如顾彩形容土司时期的情况一样。不过那时还不叫宜红茶而已。而林紫宸对红茶及茶道的扩建维修又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2001年,在三路口古茶道路口旁一符姓民居屋场发现嘉庆三年刻立的《兴隆桥志》,记载重修接龙桥时,当地捐资人有172人,分别属于67个姓氏,龚经玉之子名列其中。领修人6人,捐资者中有附近五里、白果、湾潭等地的富人和文化人,如生员、州生员、京贡等,“功德主”中就有龚经玉的岳父徐绍光。这座桥位于石门至鹤峰、石门至宜都的三岔口炕米溪上。(这条小河还是渫水最长的支流之一,经关岩洞暗河汇入金家河。)修桥时间早于林紫宸出资修建大岩关(又称大隘关)骡马道之前78年。此事亦可证明湘鄂古茶道三路口段启用很早的事实。特别是重修时桥名的改动,足以说明当时的商品、市场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否则不会把原来突出地理风水观念的“接龙桥”改成象征生意红火的“兴隆桥”。

与此同类的例证在鹤峰境内不少,如《鹤峰州志》乾隆本所载之刘家司,五里坪,南府,百顺桥和五峰之鹿耳庄、树屏营、栗子坪、渔洋河、渔洋隘等多处茶道,其实都在土司时期或至迟在改土归流之后不久就已经形成并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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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容美纪游》中的湘鄂古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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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戏剧家顾彩的《容美纪游》好几处记载容美境内与茶有关的内容:

如二月十二日,“君令其舍把唐柱臣来候安。柱臣司中之文人也,(顾注:其人曾游京师,谒孔东塘先生,从之学诗。)”执礼甚恭,共踞盘石,设茶清谈,向晚月色澄霁,乞余作诗。

在此,茶已作为容美接待贵宾的必备之物和必行之礼。成为土汉文化交流过程中有特殊地域特色的礼仪礼品。

?“……饭两崖间古松下,有茶客数人驱驴至,亦坐憩松间,云此处距宜沙不过百里,分两程可到……”(16)其实顾氏所在位置即今之石门壶瓶山镇,此文证明当时已有茶客往来于宜都、宜沙间,这也是连通湘鄂古茶道的证明之一。

顾彩在容美期间的“二十三日,君以新茶、葛粉、竹鼬、野猪腊、青鱼鲊、虎头脯饷余寓中。(17)(顾注:自后每有佳撰及土物,必遣人向馈),也证明茶已是容美土司待客的必备之物。

在中府,他记录:“客司中者,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技艺来。”文中“贸易”主要也是购销茶叶的生意,后接着写作了直接描述茶农的《采茶歌》:

采茶去,去入云山最深处。

年年常作采茶人,飞蓬双鬓衣褴褛。

采茶归去不自尝,妇姑烘焙终朝忙。

须臾盛得青满筐,谁其贩者湖南商。

好茶入得朱门里,以清泉味香美。

此时谁念采茶人,曾向深山憔悴死。?

采茶复采茶,不如去采花!

采花虽得青钱少,插向鬓边使人好。

这首采茶诗出自汉族文人之手,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信息价值,其一,这里的茶生长在“云山最深处”,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可与陆羽《茶经》互相印证。其二,“烘焙终朝忙”说明有了粗制工艺,“炒青”之“炒”因由此出。

其三,收购贩卖茶叶者为“湖南商”,证明湘鄂两省之间也有相当规模的茶叶交易,还说明容美是茶叶的主产地,而且这种贸易的规模足以促使“茶道”的形成,其四,茶农在这种贸易中所得收益不多,因为粗制加工要求高,成本必然高,而茶商垄断购销环节,利润被他们拿走了。

《容美纪游》记录了容美“改火法依古行之,春取桑柘之火,则以新火煮新茶敬客人”的习俗,还记载了“(容美)诸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18)在这句话后,顾彩还特地作注:“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19)注释中的“引”字,指的是商人运销货物的凭证,可见当时的茶叶贸易量较大,而且进出手续颇为规范。在《容阳杂韵》一组诗中还有一首写茶的:“妇女携筐采峒茶,涧泉声沸响缫车。湔裙湿透凌波袜,鬓畔还簪栀子花。”这首诗同他先写的《采茶歌》的悲悯情怀稍有不同,采茶姑娘的形象更美,尤其清晨采茶,被雨露沾湿的衣裙紧紧裹在丰满的身体上,而不忘爱美的习惯,头上插一朵栀子花,不仅美丽,而且辛苦,生活气息浓郁。

顾彩离容美时,田舜年赠予厚礼,礼物中除了川马、峒巾、峒被、黄莲、蜜饯、路菜外,还有茶叶四篓。这些礼品,若再加大木、虎皮,也差不多就是容美历年给朝廷进贡的“方物”之主要品种了。

在顾彩回乡途中七月一日的笔记中,我们又一次见到“晴,乃行,路平坦,连岗舒缓,流水淙琤,多茶客。”(20)说的是他在菩提界至油溪之间(石梁司境内)的路上还遇到很多茶客。

考察五峰湾潭树屏营的《新改荒路记》,足以使我们想象容美土司当年下决心改善这条古茶道的决心和智慧。

自以上史料及顾彩亲历口述资料,我们有理由确认,鹤峰古代茶叶的生产、贸易及通往海洋隘、宜都方向的湘鄂古茶道早在土司时期即已形成,且已经在土司与朝廷的关系和礼仪往来中发挥实际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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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土归流”后的湘鄂古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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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和完成,原容美地区的原始农耕状况得到明显改进。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和地主经济的规模扩大,技术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这当然也会表现在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贸易规模的扩大并由此而促进容美境内茶道的进步。相对而言,“改土归流”后,鹤峰县城及县内古村镇的通道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其功能不仅仅只是茶叶聚散、贩运,而且也包括食盐、布匹、日用百货和其它生产生活资料的运输和流通。

??? 乾隆六年(1741)版的鹤峰首部《鹤峰州志·物产》载:“铜矿铅矿,曾经试采,旋奉封禁,铁矿亦未开。茶,世述录称有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今查各处,所产,无甚分别。烟草、茶油、桐油、煤、盐不多有。……按州属田土苦窳,生殖不饶。山林之产,惟茶利最厚。次则饲猪种烟,贩出外境。藉通泉货,篇内所载,如药材杂粮可远携者,皆以开垦日久,渐就销耗。又地不产棉,人弗知织。力田作苦外,复少习百工之业,而生计所需,如布购自津澧,盐运自夔巫,道里险远,售价必倍。”(21)说明当时的茶道物流品种早就不单是茶叶了。

??? 有关容美茶的记载见于《鹤峰州志》,其中专立“容美茶”一篇:

??? 容美贡茗,遍地生植,惟州署后(即今威风台山麓——引者)数株所产最佳。署前有七井,相去半里许,汲一井,而诸井皆动,其水清洌,甘美异常。离城五十里,土司分守,留驾司、神仙茶园二处所产者,味极清腴,取泉水烹服,驱火除瘴,清心散气,去胀止烦,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更饶。咸丰甲寅年(1854,——引者),高炳之同众公义,遂创首请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悉食其利,而财源渐开矣。”(22)

文中这位高炳之是该地一位富裕的乡贤,他不仅首倡设置茶号、客栈,而且原来把学校从留驾司迁到北佳坪命名炳文学院的也可能是他。

《鹤峰州志》载:“邑自丙子年(1876年光绪二年——引者)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州中瘠土,赖此为生计焉。”(23)

至此,鹤峰茶叶,品类转以红茶为主,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除部分高寒山地外,基本覆盖全境,主线茶道更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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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林紫宸重修湘鄂古茶道(茶乡古镇白果坪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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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广商林紫宸到鹤峰,在县城、五里坪、南村、 留驾司等地开设茶庄,采购红茶,运销汉口。为了增加产量,他深入茶乡,亲自传授制茶技术。为了运输畅通,花巨资拓修县内茶道,加宽,排险,修桥,在大崖关内外、岩口子、五里街店子、南村、连三坡、蚂蝗坡、五里庙、九拐溜、朝上坡、云来庄等路段修建石板梯道,数十公里。维修、新建石桥多座,山路陡峭之处,降缓坡度,以便骡马通行,增强了承运能力和安全系数。不可否认,这次茶道的维修是当时一个十分浩大的土木工程,也算得是一位民族资本家在江南山区湘鄂边拓展茶叶生产、贩运、外贸的壮举,使这一条古茶道焕发了生机,提振了鹤峰、五峰、石门三县红茶的制作质量和外销产量。此后茶叶产量逐年上升,林紫宸因而富甲湘鄂边。以至1885年鹤峰开征茶税,地方渐次获利。

光绪十年(1884),林紫宸利用贩茶所得巨资,招募民工数百人到鹤峰石门两县交界处的九台乡开办铜矿,不料遭到关外当地士绅民众的强烈反对。当时走马行政辖地号称一十九保半,盛产水稻、茶叶,较鹤峰其他乡镇富庶,兼有茶道经过,市场十分兴旺,比南北镇、走马坪更为繁华。可惜在1882年1883年连续天灾,粮茶双减,民不聊生。社会上开始谣传,之所以受灾,就是因为林紫宸开矿,挖断了走马的“龙脉”,以至群情激愤,一致推举白果坪巡检署巡检(鹤峰州山羊司巡检)刘现典带领几百乡亲去九台乡抢夺矿厂财物,砸毁设备。林紫宸上京,状告刘现典聚众抢劫,将刘现典和10多个领头的乡民拘捕。不意刘现典又找到湖南巨商卢次伦,力陈当地灾民苦状,取得卢的同情,并在卢的支持下,反诉林紫宸,理由是林未经当地官民同意,擅自开矿,而这种开采是越界掠取了鹤峰的矿产资源,因而“有益于商,无裨于民,非地方之美利也。”(24)另一条理由颇带迷信色彩,理由是九台乡的采矿,挖断鹤峰走马坪的“龙脉”,造成连年灾荒,致使走马坪百姓无法生存,强烈要求停止开矿。他们还在状词上写上关外民谣:“天见林紫宸,日月不明;地见林紫宸,草木不生;人见林紫宸,有死无生……”这场官司打了整整三年,刘现典为了应诉、反讼,住在北京不走,为了支付食宿费用,打点法官,几乎倾尽家产,最后靠了人多势众才赢了这场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官司。胜诉后,刘现典颇为风光地荣归故里,关外的老百姓欣喜若狂,打彩旗,吹唢呐,用箩筐挑着鞭炮到南北镇迎接他。还有一些人头上顶着一盆水,或顶着一面镜子到路上站着等,意谓他是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地方官。撇开这场官司的是非、输赢不说,刘现典这个人也确实有些优点受百姓拥戴,他是四川人,被调派到鹤峰州山羊司任巡检,接到任命后,他自蓬溪出发,沿嘉陵江南下,经重庆,过三峡到宜昌,然后从宜都渡江,脚穿草鞋,自己背行李,沿古茶道进鹤峰上任。他为官清正,爱护百姓,关注民生。他同宜沙“泰和合”老板卢次伦交厚。虽然后来反对林紫宸开矿,却从不反对百姓种茶贩茶。还带头捐资、修桥补路,维护茶道畅通,鼓励农桑。接收过许多外省(特别是湖南、四川)外县的难民和移民,他急人之难,不遗余力。在他离家打官司期间,家里生计艰难,靠妻子推豆腐卖维持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刘卸任后,在白果坪老街买了周姓土老师的旧屋居住。后人多经商、开铺子。据说林紫宸在矿山停工后,黯然离开九台乡,重操旧业,继续做红茶生意,但很少再来鹤峰关外。

从这个事件中,人们也会感受到那个时代,作为一个茶商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在某些传统观念和地方势力的干预下,要想干一番事业,也是要经历许多艰难曲折甚至付出沉重代价的。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鹤峰州首征茶税。同时增设黄柏山税,手行,屠宰及田房契税。(25)

民国初年,五峰渔洋关茶商在鹤峰开设“忠信昌”“易成生”“宫福泰”“张同心”“源泰”等多家茶号,收购鹤峰茶叶产量约达100万余斤。其中红茶约占80%。

1917年(民国六年),鹤峰容美镇人张佐臣在县城开设“张永顺记”茶号,年购销红茶约15万斤,直至1928年歇业。

清末民初,因外商收购价格低廉,每斤干茶均价仅100文,而10斤茶只能兑换1斤盐,而贩运至汉口或长沙后,每斤茶可兑白银1两左右,所获暴利上百倍,这对于茶叶产地来说,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虽然产量增长,而茶农的收益甚微。加上其它苛捐杂税,民众负担倍增,鹤峰的茶叶生产地实际已成为外商的廉价生产基地和廉价劳动力市场。而本地茶商赚取利润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广大茶农的血汗钱。

1933年,红茶命名为“宜红茶”,通过万里茶道走向国际市场,开启宜红茶新时代,与此同时,绿茶、白茶、砖茶都实现了规模经营,而原材料仍然是来自湘鄂边老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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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湘鄂古茶道对沿线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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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茶进入俄罗斯,继而进入欧洲,走向世界,其影响是深远的。

马克思曾经预言:如果中国能够通过革命实现复兴,那未来的中国就会重新恢复大陆贸易,并使大陆贸易与海洋贸易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今天中国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6)万里茶道正是这个伟大实践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我们必须厘清这条万里茶道的起点段——湘鄂古茶道,对包括鹤峰在内的湘鄂边经济、文化的积极影响和对湘鄂边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

概括地讲,湘鄂古茶道的缘起和发展对我们鹤峰乃至整个湘鄂边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促进了湘鄂两省三县交通货运干道的建设,促进三县经济大动脉的畅通,拓开了中国红茶主产区向两个方向(鹤峰至石门,鹤峰至五峰、宜都的物流,其中至宜都至石门两条为茶道,于鄂西、川黔的为盐道。)的输道,应该说,茶道在茶叶的运输贸易而外,还承担了所有进出鹤峰的货物,生产生活用品的运输功能。在土司时期改土归流,清末民初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上都发挥了主动脉作用。不要忘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它还成为湘鄂边苏区同洪湖苏区 、同津澧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工农革命军两次南征,红四军两次东下,红二军团进出湘鄂边,走的基本都是古茶道,几次著名的反“围剿”战斗也都在这条古茶道沿线古村镇进行。贺老总、叶光吉等老一辈革命将领年轻时就是马帮骡客出身,抗日战争时期,这条古茶道又成为湘鄂边军民运送军粮、弹药的主要线路,也是历史的事实。

第二,湘鄂古茶道自古至今就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同汉族地区人文交流、人才交流的重要渠道,原有“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状态随着古茶道的形成,“进贡”路线的确立而被彻底颠覆。对此,清朝流官说过:“州民客土杂处,习尚不一,然无巨奸大滑,畏上奉公,尤为易治。”(27)

古茶道的形成带动了古茶道网点上一大批古村镇的发展和繁荣。对此土司地区“改土归流”以后许多地方的村镇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鹤峰境内的南北墩、白果坪、三路口、五里坪、燕子坪、百顺桥、留驾司、北佳坪,五峰境内的湾潭,鹿耳庄、采花、渔洋关等。而这种促进的重要因素,是围绕茶道产生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茶庄驿站、客店、骡马店、百货铺、路边小吃店,等等,及由此产生的定期农贸市场及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由此又推动了这些古村镇房屋、街道、桥梁、道路的建设。

鹤峰留驾司,原名刘家司,就因为椒山土司开始种植“贡茶”,后来又由英商“宝顺合”茶庄的建立而从一个非常荒僻的地方变成一个比较热闹的古镇,随着红茶的扩大生产,地名也变成留驾司。就是说因为山青水秀,出产丰饶而足以“留”住皇帝大“驾”的茶乡小镇。

南北镇,原名懒板凳,本来没有集镇,居民分散,只有路边几个大岩墩可供行人歇脚之用,人来不用搬,人走不用还,故名“懒板凳”。后来因湘鄂两省茶商往来,骡马停歇,而渐渐形成商机,有了客栈、骡马店,有了市场,才渐渐发展成一个商贸小镇,改名南北墩。

白果坪的发展也是一个典型,当年顾彩从枝江、经湖南石门县境进容美时看到的白果坪还是“荒坡无店舍”,但在“改土归流”前后亦因茶道的形成而迅速发展起来。1.5华里长的整条街都是店铺,刘现典三个儿子开店,总称“三和鹤”,老大刘国庆的叫“三和鹤福记”,依次下来,老二刘国玺的叫“三和鹤禄记”,老三刘国荃的叫“三和鹤寿记”。除了杂货店,还开染铺、药铺、骡马店,因为货物需求量大,自家喂了两槽骡子,“槽”指给骡马喂食的木槽,又是一个计量单位,一槽4匹,两槽8匹,请了两个骡客。还请了一个管账先生叫刘定臣,主要货物是食用油、盐(川子盐)、青蓝白布、糖食糕饼、桐油、香蜡等。

后来白果坪还开了伞厂,染坊,这里生产的油纸伞、印花布,农家的霉干盐菜等等,给人们展示了非常典型的江南风物特征,亦是缘自土司时期苏杭吴越文化通过茶道传播发展到武陵山区的重要证据。

白果坪的药铺叫“仁德堂药号”,颇有特色,非常有人情味,方便穷苦百姓,卖药允许赊账,还形成规矩,不论贫富,一律年终结算。还可用稻谷、包谷、黄豆抵换。进药要到常德。

杂货店打货到关内,经五蜂到渔洋关,这也证明上从关外到五峰、宜都,下到石门、常德这两条路不是只运茶,还运百货。钱庆余的《湾潭秋月》中“沙市奇货至斯售。石门花布来此鬻。人烟稠密比户居,美利消歇市空虚,”28亦可印证这条茶道上所有古村镇的大致情形。

三路口原来是个土司边关,居民不多。当年顾彩路过时还无客栈,迫使贵宾在“戍堡空房”里住了一夜。自从改土归流后才很快热闹起来,大都是从湖南澧县、临澧、石门方向来的移民,“周鹤泰”兼具茶号、驿站功能,建筑规模宏大,三个天井,格局近似泥市的“泰和合”,门前有4对拴马桩,阶沿麻条有防滑槽,以便骡马到站下驮卸货。骡马站可容40多匹骡子。其他如粮行、猪市、杂货店、小吃店、小酒坊,都在营业,“周鹤泰”的商铺门面上方挂的招牌上就是“万货俱全”四个字。三岔路口的接龙桥建于1752年,因山洪损毁,又于嘉庆三年重修,改名兴隆桥,同白果坪的“兴隆街”对应。后来县城的张佐臣也在此地购置田产,其产业“张家大屋”到90年代才被住户拆迁。他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三路口的读书人龚明珠,并资助龚明珠出国留学。显然,若不是“周鹤泰”茶号的落户、营业,如果不是地处茶道上,不是因为比较繁华热闹,又有自己的生意和庄户,富甲鹤峰的大土豪(兼茶商),怎么会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到这样一个小村镇里来呢?

作为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的五里坪老街,也是建于古茶道繁荣时期,街道原为石板铺砌,青石板因长期骡马通行而黝黑光亮,一栋栋老屋多临街而立,多为四扇三间,两进两厢,四合天井,青瓦覆盖,出檐参差,房屋高低错落,石雕柱础或方或圆,形制均为清末民初流行格式,古朴而凝重。虽然居民已经搬迁,而走在街上仍可以想见当时行人熙攘,骡铃叮噹、商铺林立,百货俱全的繁荣景象,据说,当年建筑最气派,生意最红火的便是茶庄、客栈、骡马店,许多商铺商品,都从渔洋关、常德、津市、鹤峰等地进货,通过茶道运来。不少让主也大多与茶道服务业有关。

自宜沙至鹤峰,自宜沙至五峰、宜都,几乎是三里一店,五里一栈,日常用品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出行的方便,催生了数十家路边店。笔者曾回忆60年代,从南北镇到鹤峰县城,沿途有26家小旅店,行旅、商贩,挑夫、“背脚子”都可以“哪里黑,哪里歇”,都是有吃有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60年代鸦来公路、鹤南公路通车。

第三,古茶道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湘鄂边城乡教育的进步,沿途学校、私塾众多,辛亥革命后多升格为国民学校。教师实行聘用制,关内外教师多有交流,尤其是湖南石门、津澧一带进山执教者不少。儒家文化、乡贤文化在这些学校里占据主流主导地位,有很多乡村因经商致富的乡贤名人、退休官员,都积极参与本乡公益建设,如捐款集资、修桥补路,办学、修庙或济困扶贫等等。清代诗人郑谦作《过大崖关》,就描述那时关内外建立学校后的新气象:“当年防戍地,弦诵满平林。”29

临澧茶商龚经玉的后裔在三路口落户后,重视教育,其孙龚祖缙、重孙龚芳芹都担任过私塾、义学教师。龚祖缙允许家族中女子读书。其孙缙臣在三路口教书时,不仅让自己的女儿龚壬年上学,还让她和本村青年一起习武。壬年不仅识字,还擅使铁锏和双刀。80多岁时,还能下地劳作。可见当时茶道沿线还是比较开放的。龚祖缙一生坚持“耕读传家”,在他的墓志中就明白写着他生前 “尚勤学者六七载,劳苦耕者四十春,其徒数十人,皆称其学不厌,教不倦……课农桑无怠无荒,教诗书口诵心维,作半耕半读人家,乃曰勤曰俭家风。”以至其子女“仓有余谷,囊有余金,读有书,耕有田。虽非大富,兴由白手,虽非大贵,子无白丁。”30他的后裔至今还保存有清代出版的《康熙字典》,启蒙课本《三字经》,民国初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左传》以及用于范文教学、写作的《拟改草课》(手抄本)等。此外还有铜茶壶、木茶盘、笔筒、马鞍等家藏文物(如图示)。似可证明“改土归流”后湘鄂茶道沿线古村镇文化教育的发展、传承情况,确有可以圈点之处。

民间文化亦有其生存的空间,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亦能保存下来,南剧、狮舞、花鼓灯、三棒鼓相继传入,成为湘鄂边许多古村镇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上世纪40年代,走马南北镇南剧艺人龚伦宽就曾经带着自己的戏班从南北演到宜沙,又从白果坪沿古茶道一路演到渔洋关。发源于南渡江流域的“满堂音”堪称五鹤两县的茶乡艺术团,所活动区域亦在鹤、五两县茶山之间,因茶道的存在与繁荣而获得更多的观众。

第四,湘鄂古茶道对山区农耕科技亦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如沿线农耕技术的改进,高山乡村水稻的引种、品种改良的实验,乡村建筑艺术的进步,还有矿产开采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与此同时,湘鄂古茶道的形成,不仅促进了鹤峰同外界的茶叶、商品贸易,还促进了域内物质文化的进步,除了食盐、布匹、药品,“洋货”及时运进山内,火柴、煤油、煤油灯、手电筒、胶鞋、帆布、肥皂、化妆品等等进入百姓家庭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小市镇,甚至还改变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茶艺、茶文化、食品加工也都随之变得更多样、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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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湘鄂古茶道——土汉民族文明交融之路

站在万里茶道的起点,面对几近荒废的石板大路,掩藏在密林中的大小石桥,凝视一块块被青苔覆盖、字迹模糊的路碑,我们犹如穿行在时光的隧道中,仔细检点着一条条散落的史料碎片,终于拼接出一轴先辈们汗漫茶道,襁负以从的万里行路图。在这幅壮丽的图画上,我们闻到了红茶的清香、听见川马的嘶鸣,更体会到古道所承载的经济的辉煌,民族文化的厚重,一条跨越采集狩猎、农耕文化、历经改土归流、战乱时代,绵长而曲折的道路,直接感受到一种开放探索的精神的凝聚,一种不惧艰难险阻的历史担当。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对历史的回眸与思索,也没有人能够抹去我们关于湘鄂古茶道的文化记忆。

正是“容阳古道茶香远,鹤峰过客马嘶鸣。”我们终将在新一轮的“申遗”征程中,进一步加强古茶道文物遗址的考察研究,加强对古茶道沿线古村镇的保护和建设,加深我们对“一带一路”和“万里茶道”的理解和认识,重新找回一种久违的文化自信与希望。

注释 :

(1)“鹤峰过客马嘶鸣”,借用钱庆余《湾潭秋月》一诗中“龙洞雷惊鱼乍生,鹤峰过客马嘶鸣”一句,载《五峰县文史资料专集·湾潭》2009年12月出版,主编张廷瑜。

(2)引自(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版。

(3)顾彩:《容美纪游》第91页,高润身注释本,天津古藉出版社1991年版。

(4)毛爱华:《茗香雅韵》“茶之源”第6页,第4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

(5)梁勇:《马克思笔下的中俄万里茶路》,见《光明日报》2016年10月版。

(6)陆羽:《茶经》“茶之出”第63页。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

(7)参看向宝臣主编《向氏族谱·沿革·山羊隘谱》第18页。转引自祝光强向国平著《容美土司概观》。

(8)参看杨小华:《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太祖实录》卷一四0。

(9) (10)见《鹤峰山民歌》,鹤峰县文化馆1980年编印。

(11)杨小华:《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太祖实录》卷七十1308页。

(12)杨小华:《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宣宗实录》卷五十六1330-1331页。

(13)同上书:《宪宗实录》卷六十二1267页。

(14)参看《鹤峰县民族志·民族经济》转引自《容美纪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

(15) (28)参看《五峰县文史资料专辑·湾潭》2009年版钱庆余诗《湾潭秋月》。

(16) (17) (18) (19) (20)引自《容美纪游》,高润身注释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1) (22) (23)引自《鹤峰州志·物产》同上书鹤峰县档案馆1980年重印本。

(24)引自《鹤峰州志·物产》光绪十一年续修本。

(25)引自《鹤峰县志·大事记》(1885-1985),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6)参看韩毓海:《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版社出版。

(27)参看《鹤峰州志》鹤峰县档案馆1980年重印本。

(29)参看《鹤峰州志》重印本《艺文》卷。

(30)引自《龚祖缙墓志》,载《鹤峰纪事·人文杂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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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鹤峰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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